民眾之所以在乎經濟成長，其實往往是源於一些最切身的關心，例如，第一個最重要的，是要維持就業，對新進職場的青年人而言，更擔心是否會有工作的機會。其次，大家都關心薪水是否能有合理的調升，尤其是否能追上物價上漲的速度。依此，失業率的高低，無薪假人口的增減，薪資所得是否停滯不前，物價上漲的幅度，尤其是民生物資價格等等議題，就總是引發社會高度的關切。
但是，其他一些總體經濟政策，就自然不可能得到同等重視。也許因為影響較為間接，也許因為不容易看清前後的因果關聯，因此對於許多經濟政策，就不容易有正確的解讀。
例如，貨幣政策提振經濟的角色，就常被賦予過多的期待。一般而言，央行寬鬆貨幣的作用在於降低利率，藉以壓低借貸成本，增加企業投資誘因，更期待透過投資乘數效果，帶動經濟成長。但這會有一些瓶頸，造成政策效果的限制。
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瓶頸，是利率已低至降無可降，或已低至某個水準，以致產生許多副作用，也因而不宜再降的情況。
「降無可降」的典型例子，包括1930年代的幾乎全世界，1990以來的日本、2008至今的美國、英國，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。這些「零利率」的案例，當然都已落入凱因斯所說的「流動性陷阱」之「貨幣政策無效」的情況。因為貨幣政策不論再如何加以寬鬆，名目利率的下限就是零利率，所以無法再繼續以貨幣政策降低借貸成本，因此失去了效用。
「不宜再降」的例子，則自從2008海嘯後的大多數國家應都屬於此範圍。貨幣寬鬆在正常情況下造成低利率，但卻也因為發行鈔票而造成物價的上漲。不久前，台灣曾大幅報導目前因利率水準低於物價上漲幅度，所以台灣已陷入「錢愈存愈薄」的「負實質利率」情況。社會上對此頗有微詞，但這真是「魚與熊掌，不可得兼」的一個情況，並且也是全球皆然，為了提升景氣的一個不得已的作為。
但是，雖是不得已的作為，付出的代價究竟也不小。除了「負實質利率」傷害了包括退休族在內的存款戶之外，物價上漲或通膨，都造成所得重分配，貧富差距更加擴大的後遺症。海嘯爆發後的這幾年來，許多國際機構發布報告，提醒各國在寬鬆貨幣之時，應要注意其所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，並以適當策略彌補之。
另外，最近對於新台幣匯率的討論，亦應放在以上這整個架構中，一起評估。因為，雖然新台幣貶值初步看來對出口產業有利，但貶值政策代表貨幣政策須更進一步地寬鬆，也因此「貶值」與「物價上漲」是連結在一起的。韓元這幾年來貶值幅度較新台幣大，但南韓的通膨率較台灣高，貧富差距惡化也較台灣嚴重許多；更何況，長期而言，物價上漲亦將削弱出口產業競爭力，抵銷掉一部分貶值為出口產業帶來的好處；凡此種種，都是南韓選擇付出的代價。
有人期待貨幣寬鬆以刺激景氣；有人期待貨幣寬鬆，新台幣貶值以促進出口；但當然也有人擔心貨幣寬鬆後，物價上漲日子不好過，或存款的實質報酬降為負數；更有人看到一些「有辦法」的人，以極低的利率借來的錢，創造出更多的財富，因而引起社會上的怨氣與不平。因此，最重要的，並不是說該有什麼樣的貨幣政策；而是能否理性且專業地探討這些總體經濟策略。總體經濟之所以稱為「總體」，就是因為許多環節之間相互影響，息息相關。經過這些討論，才不會陷入不論怎麼做，都有人批評的「父子騎驢」窘境。
（本文作者是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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